《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全书以王小波文革时期下乡插队时的一个故事为叙述主体,故事主角“猪”是中国散文中非常罕见的表现对象,这个对象的选择其实也说明了作品本身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因素。在作者看来人和猪一样,也是只求自由的本性,“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无疑,猪所处的这种自然状态,正如人所追求的自由生活一样,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和生活方式。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治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1]
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1997),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他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
作品赏析
在一个荒谬的时代里,王小波用逻辑来揭示荒谬。而逻辑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能力,如果不能说逻辑是特立独行 ,那么也就不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如果人们觉得王小波特立独行,那么也许是这个社会太不正常了。同样可以粗暴地说,王小波的意义不在于特立独行,而在于人性的正常。
在那篇广为流传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王小波怀念了一只特别的猪,因为“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猪的命运是被人设置好的,公猪阉掉,长肉,傻吃,闷睡,等死;母猪下仔。就算不甘心于这样的设置,猪们能做的也不过是种猪不与母猪交配,母猪会吃掉小猪仔。不然还能怎么样呢?“猪总是猪啊”。但是那只猪与众不同,它有着几乎不属于猪的骄傲与不羁,不喜欢猪圈,却喜欢到处乱逛。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还模仿汽车响、拖拉机响。最后因为跳到房上学汽笛,而与人类干了起来。
不用我提醒,读者自然明白这不是在写猪,而是在写那些崇尚自由的人。然而在我看来,这只猪没有任何特立独行的地方,它不想被劁掉,想叫就叫,看到有人拿枪指着自己就要逃跑,就连嫌弃又脏又臭的老母猪而喜欢村寨里好看一些的猪,不也是猪之常情吗?
就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的那样,“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这样美好的奢望和猪的愿望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自然而美好的。所谓“特立独行”,大概是“正常”在不正常的社会中的样子。“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重点应该在“一只”上,而非在“特立独行”。后者多少有些一惊一乍,而前者却真正彰显了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的独立性。 [2]
(《南方周末》评)
王小波在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怀念的那只像山羊一样跨栏,像猫一样爬上屋顶四处闲逛,会学汽笛叫,拒绝被劁,会去村寨里找好看的母猪,还能冲出人的包围火线的自由自在的猪。在王小波去世的20年后,人们似乎仍然无法逃脱“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宿命,过着“缓慢受槌”的生活,“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偶像。 [3]
(澎湃新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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