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之魔（套装全3册）电子书

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教会执事一直在向我们介绍让-安托万・卡尔的勇气和成就，此人既是温伯尔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过，直到我们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体会到这点。我们攀行的那些复杂路线就是卡尔开拓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登山帐篷，也就是温伯尔帐篷，这种帐篷就是当年那个久负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这座山上设计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两边是低矮的冰川，帐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们每天傍晚之前都会登上一侧山脊，天黑之后，我们通常会围着一小堆火随便吃点儿东西，轻声交谈，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几个钟头，再起来登山。

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

实际上，被他众多朋友和登山伙伴称为“教会执事”的理查，以及刚刚成为夏蒙尼向导协会成员、也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互助会成员的让-克洛德均同意，让我参与耗时几个月、横贯冬、春、夏三季的阿尔卑斯山之行。我确实很享受在哈佛求学的时光，但是跟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后来干脆将克洛德为唤作“J.C.”，反正他似乎也并不介意我叫他的绰号）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是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激动人心的经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在珠峰的梦魇开始之前是这样的。当然，我又扯远了。

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两天，我们在凶险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后又借助绳索下来，研究登山路线，计划该如何登上真正危险的北面，那也是阿尔卑斯山难以克服的地区之一。（七年后，弗朗茨和托尼・施密特在北面露营一晚后，终于登顶成功。他们一路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往山里，完成北面登山的壮举后，他们又骑车回家）对我们三个来说，现在只能算勘探任务。

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为北面那个看似无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悬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线，然后再次撤了下来，横穿至意大利山脊，最后，理查允许我们登上最后的几百英尺。六月末，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终于登上了狭窄的山峰。

在马特洪峰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登山的时候遭遇了倾盆大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雨夹雪、能给岩石披上雨凇的冻雨，还遭遇了大风肆虐的天气。最后一天，山峰上天朗气清，万籁俱寂。因为风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他的烟斗。

马特洪峰的山顶是个狭窄的山脊，如果你从略低、稍微宽一点的“意大利山峰”和高而狭窄的“瑞士山峰”之间走过去，也就百来码1长。在过去的九个月里，理查和让-克洛德教会我一个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会让你犯难。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意大利这侧是高达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这边则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这些山脊落差达数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尸骨无存。山脊线上白雪皑皑，我们的平头钉靴在上面走过，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马特洪峰的山脊并非那些兴奋的记者所宣称的（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认为）“刀刃山脊”。我们在山脊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盖大雪的刀刃一样，我们的靴印肯定会留在两边，因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会像只笨拙的鸭子一样，慢慢悠悠地摇摆，一条腿在西边，另一条腿在东边。要是脚一滑，估计能把你的蛋蛋给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宽一点儿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檐上玩让-克洛德所谓的“跳绳游戏”。在这种大雪覆盖的刀刃山脊行走时，我们可能绑在一起，倘若我们前面或者紧跟在你后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边，你的第一反应（因为在大雪覆盖的刀刃脊上几乎找不到保护点1）——你多次训练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定会跳向山脊线的对面，如此，你们两人都会悬挂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时候，你肯定会祈祷，首先：绳子可千万不能断，要不你们两个都得完蛋。其次，你俩的体重可千万不要差太多。

这么做还真是管用。我们在勃朗峰的刀刃脊上练习过无数次。但是，那个山脊对于失败后的惩罚，或者说对于绳子断裂后的惩罚，只会让当事者滚到50英尺下的雪地里，而不是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落。

我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20磅，所以，当我跟可怜的让-克洛德（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35磅）玩“跳绳游戏”时，理论上来说，他会像上钩的鱼一样从大雪覆盖的山脊线那边翻过来，这样，我们两个都会滑下雪坡。但是，因为让-克洛德习惯背最重的背包（他使用他那把长冰镐的时候速度最快，也最有技巧），所以，平衡的问题还好解决，高应力麻绳会嵌入垂直的雪檐中，直到勒到下面的岩石和坚硬的冰块上。

但是，正如我说的，马特洪峰长长的山脊比法国的大马路还要宽，至少走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纵队走过。如果你艺高胆大，或者真傻得可以，你可以手插口袋，心不在焉地玩这个游戏。理查就是这么做的，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他的旧烟斗，点燃了，在上面来回踱步。

理查平日沉默寡言，甚至可以好几天不说话。这天上午，他显然豪情大发。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示意我和让-克洛德成纵队跟在他后面，去远端的山脊。我们在那里可以俯瞰意大利山脊，之前走过的路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还看到了温伯尔走过的路线，后来，他决定走看似更有难度（事实上，因为那边有大冰块突出的角状物，反而容易些）的瑞士山脊。

“他和卡雷尔的登山队去过那儿。”理查说，然后指着一条尖塔状的狭窄山脊下面三分之一处的线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温伯尔终于比他的老朋友和那个意大利向导要早两三个小时到达山峰。”

当然，他讲的是温伯尔和他手下六个登山队员于1865年7月14日首次登上马特洪峰的情形。“温伯尔和克罗泽有没有用石头扔他们？”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看着我们的这位法国朋友，想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接着两人都笑了。

理查指着我们左边的峭壁说：“温伯尔一门心思只想引起卡雷尔的注意。他和克罗泽大声叫喊着，往北坡扔下了石头，当然啦，他们并没有朝意大利人正在攀登的山脊扔。但在卡雷尔和他的队员听来，觉得那动静如同加农炮弹。”

我们三个人看着下面，像是看到了意大利向导和他的同伴正吃惊地望着上面，眼睛里满是绝望。

“卡雷尔认出了老朋友温伯尔那条宽松的白裤子。”理查说，“卡雷尔认为他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登上山峰，当时，他和他的队员已经爬过山脊最艰难的部分，但看到温伯尔已经登顶后，他转身领着他的队员下去了。”理查叹了口气，深深地吸了口烟斗，然后望着我们下面的群山、峡谷、草地和冰川。“两三天后，卡雷尔登上了马特洪峰，依旧是从意大利山脊那边上去的。”他轻轻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尽管英国人显然取得了胜利，成为第一批登顶马特洪峰的人，意大利人也成了第二批登顶者。”

“没错，他们的确赢了，可却是如此的悲剧。”让-克洛德轻轻地说。

之前，我们将背包堆在了狭窄山脊最北端的几块大石头上，回到那里后，我和让-克洛德开始准备午餐。这是我们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一天，兴许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后最后一次一起登山……没准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我特别希望不是这样的结局。我只想跟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完成欧洲的“游历”，攀登阿尔卑斯山。但理查很快就要去英国办事了，J.C.也不得不回到夏蒙尼向导协会履职。每年，夏蒙尼的向导都会依照夏蒙尼山谷诡异的传统，带上具有兄弟情谊的神圣绳子在那里聚会。

我不再去想分离抑或是永别的离愁别绪，也没再去拿午餐，我迫切地想把这些景致尽收眼底，牢牢记住，这种感觉比腹中的饥肠辘辘更甚。空中万里无云。离我们130英里外的海滨阿尔卑斯山清晰可见。最先由温伯尔和向导克罗泽登上的艾克林斯国家公园庞大的轮廓像一头大白猪一样映衬在天空中。我稍稍往北边望去，看到罗纳河远端奥伯郎特高高的山峰。西边，所有低矮的山峰在勃朗峰的对照下都相形见绌，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太阳光，晃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我稍微将脸转向东边，望着那边一座接一座的山峰，有的是我过去九个月跟我的新朋友登上过的，有的则等着被人征服，有的则永远不会有人涉足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山顶在远处模糊成崎岖不平的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薄雾中。

查理和让-克洛德吃着三明治，不时抿一口水。我停止观望，也不再胡思乱想，开始吃起东西来。冷牛肉的味道美极了。面包坚硬的外皮很有嚼劲。山葵将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勃朗峰变得更加模糊。

我往南边望去，由衷地赞叹温伯尔在他那本经典的作品《1860—1869年登阿尔卑斯山记》中所描绘的景色。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在布勒伊上面的帐篷借助蜡烛看过的，这会儿仍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内容，爱德华・温伯尔于1865年7月14日第一次描绘了马特洪峰的景致，而我则于1924年6月末贪婪地看着温伯尔这段景色描写：

那里有阴郁的黑森林、生气勃勃的草甸、翻腾的瀑布和静谧的湖泊，有肥沃的土地、未曾开花的荒原、阳光明媚的草原，以及寒冷的高原。那里有最崎岖的山峰，最优雅的轮廓，有险峻、陡峭的悬崖，缓缓起伏的山坡，有岩石嶙峋、白雪皑皑的大山，忧郁而庄严，或是闪闪发光，或是银装素裹，城墙、炮塔、顶峰、金字塔、圆顶、锥体和尖顶，形态万千！真可谓巧夺天工，天从人愿。

看得出来，爱德华・温伯尔一定是个浪漫的人，19世纪中晚期，众多黄金时代的登山家皆是如此。跟1924年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相比，他的文采是那样的绚丽、古典。

但是，我经常被人诟病毫无浪漫可言，坦白说，我的确如此。这是性格使然，也许，我就是个这样的人。虽然，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专业还是英文，准备创作自己“伟大”的旅行见闻和小说——当然啦，我只会以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创作——但我还是能惊奇地发现爱德华・温伯尔19世纪的文字是那样华丽，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1924年6月的这天，看到这段五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怦然心动，看到情感丰富的爱德华・温伯尔对景色的描写，我的灵魂更是被其俘虏。这位伟大的登山家第一次登上马特洪峰，看到这样的景色时才二十五岁。而我两个星期前才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如今也有幸能一览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自己离温伯尔和一众登山者如此之近，他们中有些人被诟病为愤世嫉俗，有些人跟我一样不谙浪漫，此刻，我正从这个山脊，从这块低矮圆石的顶端往南望向意大利。

整个秋天、冬天和春天，我都跟让-克洛德和理查攀登阿尔卑斯山，每次攀登完一座山峰，我们都有一个问答环节。提问时，我们从来不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过程的，因为我能从两位登山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自打我从美国来到欧洲后，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多亏了让-克洛德和理查彬彬有礼的教导——有时候他们也会开些善意的玩笑，但在教导我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会卖弄学问。我知道我正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应该说是一名世界一流的登山家，而且我也成为一个小兄弟会中的一员。除此之外，理查和让-克洛德会对我谆谆教诲，包括山峰上的问答指导，帮助我学会如何去爱我刚爬过的山。即使在跟那座山的亲密接触中，她可能凶险异常，我也应该爱她，比如遇上风化的岩石、雪崩、攀爬的时候连个手点也没有，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比如，被迫在壁架上露营，狭窄的壁架上甚至都无法垂直放下一本书，我们却还要在冰冷的天气里挤在那里，有时还会碰上冰雹风暴、雷暴，晚上，我那个冰镐的金属嘴在电暴下闪着蓝色的光，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掉入万丈深渊，你还得在下巴下夹一根蜡烛。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理查，特别是让-克洛德一直都在教我，要爱我们攀登过的山，爱真实的她，即使跟她在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对她的爱仍要矢志不渝。

马特洪峰的问答教学是由让-克洛德发起的，比以往都要简短。

每座精彩的山峰总有让你爱慕的东西。而马特洪峰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山。你爱这座山峰的峭壁吗？

不爱。马特洪峰的峭壁，特别是我们耗费了大部分时间的北坡，都不值得爱。那上面到处都是碎石。掉落的岩石犹如雨下，还有雪崩。

那你爱岩石吗？

不爱。岩石太过奸诈。反复无常，还会撒谎。用锤子将岩钉敲入岩石中，你肯定听不到正常的钢铁相撞声，听不到铁器撞击岩石的声音，一分钟后，你用两根手指就可以将毫无用处的岩钉拉出来。马特洪峰的岩壁太恐怖。登山者知道，所有的山都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因为它们垂直露在外面，无遮无挡，就会不可避免地被风、被水、被天气和重力腐蚀，但比起大多数山峰，马特洪峰的碎石要更加不稳定。还指望我爱上岩石？没门！

你爱山脊吗？

不爱。马特洪峰最著名的山脊：意大利的福吉恩山脊和瑞士的茨姆特山脊要不就是太危险——不断有岩石掉落，雪崩时有发生，要不就是太温顺——上面安装了为女性登山者和一把年纪的英国老人使用的缆绳。爱这样的山脊？绝不。至少在爱德华・温伯尔之后就不爱了，当时这里还无人涉足。

可你爱这座山。这点你很清楚。那你到底爱它什么？

我爱它。马特洪峰能为登山者解决许多问题，但是，跟没有登上过的艾格尔峰北坡，以及其他一些我见过或者听过的山峰不同，马特洪峰能让每个出色的登山者干净利落地解决每个问题。

马特洪峰上是一堆坍塌的碎石，但它的峭壁和山脊却是那样的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在心酸的外表下，卸去令人心酸的妆容后，年轻时的面颊和骨架仍然有其值得炫耀之处，仍然经常能看到昔日近乎完美的容貌。山峰独自矗立在那儿，跟其他的山并无关联——也许，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最干净、最值得记忆的地方。去让一个从未见过山的小孩画一座山，她会用蜡笔画出马特洪峰。那座山峰就是那样深入人心。北面垂直的上沿往外弯曲了一部分，像一片碎浪板，那座山像是随时都在动似的。那个陡峭的崖壁能够自己酝酿天气，形成大块的云彩。那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

你会爱它的魂魄。

没错。它的魂魄不由得你不去爱。爱德华・温伯尔那个忠诚的向导让-安托万・卡雷尔受爱国情感驱使，背叛了他。1865年7月14日，他领着菲利斯・乔达诺登上了意大利山脊，此举是为了让所有意大利人享有最先登顶的荣誉。二十五岁的温伯尔绝望地冲到策马特，希望从另一边的山脊上山，跟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那个匆忙组建的登山队。
从那日起，四个死去的灵魂从岩石上用最大的声音对我喊话，任何一个登山者都必须学会聆听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踩过的每块岩石、睡过的板石，在温伯尔等七个登山队欢呼过的狭窄山峰上发出胜利的欢呼，集中注意力从四人掉落致死、现在仍然凶险的万丈山崖下山。

我的朋友，你会喜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是的。我的确喜欢这样的景色。尽管登山让我的肌肉酸痛手上血肉模糊。但这样做绝对值得——身体上的痛楚早已忘却。映入眼帘的只有景色。

我吃着东西，眺望风景，让-克洛德为我设计的问答教学圆满完成，这会儿，他摊开三明治干酪布外的报纸。

“马洛里和欧文在登顶珠峰的时候遇难了。”他用轻柔的法国口音大声读了出来。

我停止咀嚼。查理不是在捣实烟斗里的烟丝就是在掏里面的烟灰，这会儿，正在平头钉靴上敲打烟斗。听到这话后，他也僵在了那里，他将靴子放在膝盖上，那个空烟斗则靠在靴子上，直勾勾地盯着让-克洛德。

让-克洛德说：“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他不说了，将那张皱皱的报纸塞到我手里，“杰克，这是英文报纸，你来读。”

我十分惊讶，不明白让-克洛德为何不继续读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英语读写均十分流利，我接过报纸，在膝盖上抹平，接着大声读了出来：

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诺顿上校的电报，电报是6月19日下午4点50分从帕里镇发出的。
马洛里和欧文在最后一次登山中殒命。那天，登山队余下的成员均安全到达营地。在其余人员离开后，两名追随者在最后一天丧生于珠峰的雪崩中。
珠峰委员电报诺顿上校，对探险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两位英勇的登山队员的牺牲肯定跟恶劣的天气情况和大雪脱不了干系，登山行动从开始一直受到恶劣天气阻碍。

我继续读着报纸，那份报道既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又算是一篇传记：

这起悲剧事件的遇难者，乔治・莱・马洛里是唯一参与过前两次探险的人，而作为他们新招募的队员A.C.欧文在三年前就开始想登上这座山，最后却被这座山索了命。就在几天前，我们才刚刚发表马洛里亲自撰写的有关这次探险第二次失败的文章……

那次失败是因为风雪，登山队不得不从最高的营地撤下来。

但那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绝没有失败。

这是马洛里写给《泰晤士报》的话。接下来的几段，大抵上是说尽管天气寒冷、大风肆虐，随时都会雪崩，预示着今年的登山季节即将结束，季风即将到来，但马洛里并不甘心。

我停下来，看着两位朋友，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示意我不要继续读下去，把报纸递给他们，但让-克洛德和理查只是盯着我，等着我继续。

微风轻起，我紧紧地抓住皱巴巴的报纸，继续读着那篇长文的第二栏。

马洛里的整篇文章都充盈着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次行动，”他说，“暂时耽搁下来，只是为了更精彩的高潮。我们很快达成了意见。第三次行动中，我们将从绒布冰川上，不管结果如何，这都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他在文中写到了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还说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预计，”他接着写道，“珠峰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哎，果不其然，珠峰索去了他的命！

我放下报纸，理查和让-克洛德坐在那里等着，从理查的肩头望去，一只很大的乌鸦悬在微风中，它的身体几乎停在了5000英尺高的稀薄空气中。
我跳过了一些散文式的批评，继续念道：

马洛里向来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登山者”，他有决心登上珠峰（“唉！”我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并没有说出来），在C.G布鲁斯将军、E.F.诺顿少校以及一些前辈的努力下，他们征服了阿布鲁奇公爵创下的22,000英尺高的纪录，现在正往远处独立的乔戈里峰进发。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自然是三十七岁的乔治・莱・马洛里，他做事果断，是个攀登珠峰的老兵了；年轻的安德鲁・欧文，年仅二十二岁，居然跟我一样大！他们于6月8日早上离开了他们的高地营，应该带上了氧气设备。之后，两位英雄只露过一次面，也就是几小时后，他们的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看到他们“精力充沛地往山顶攀登”。后来，云层迫近，暴风雪来袭，马洛里和欧文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将《泰晤士报》上的报告大声读了出来，他们是那天晚上失踪的。当时，奥德尔已经上到了危险的六号营地，那天晚上，他朝高海拔的山上大声叫喊，认为马洛里和欧文可能会趁黑下山。马洛里将他的火把和提灯留在了六号营地的帐篷里。即便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幸存了下来，他也没办法给下面的人发出信号。

根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五十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一直不肯放弃希望的诺尔・奥德尔也放弃了，将两个睡袋成“T”型放置，以便让低营地上带有望远镜的人看到。这个信号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意指无须继续搜寻了，两名登山者永远失踪了。

我终于放下报纸。风势渐大，不停地吹打着它。下午，蓝色的天空已不见那只乌鸦的踪影，下午的天色正逐渐变暗。

我摇摇头，感觉我那两个朋友身上强烈的感情，但对其内心真实、复杂的想法并无所知。“后面的情况大抵相同。”我沙哑地说。

理查终于挪动了身子。他将冰冷的烟斗放在那件花呢夹克的胸袋里。“他们说还有两个人遇难了。”他轻轻地说。

“什么？”

“第一段就写到了登山队还有两名队员遇难。可到底是哪两个，又是怎样遇难的？”

“哦。”我笨手笨脚地摊开报纸，手指从头挪到尾，指到最后一段。文章写的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但我终于在最后找到了另外两人的信息。在这儿呢。文章说：

根据德国探险者布鲁诺・西吉尔的说法，登山队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珠峰的大本营，身负为德国人攀登珠峰执行侦察任务的西吉尔看到了三十二岁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此人是莱斯特第五任侯爵的兄弟，还有另外一名德国登山者——西吉尔认出他是科特・梅耶，两人是在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被雪崩卷走的。布罗姆利勋爵是诺顿上校探险队的非正式成员，跟同探险队从大吉岭前往珠峰大本营。虽然季风季节已经来临，诺顿上校的探险队早已从山上撤了下来，他们当时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打算最后一次去搜寻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的下落。最后，布罗姆利爵士和那名德国登山者的尸体都没找到。